第024章 木牛流馬（十）

　　皇帝做事，有皇帝的邏輯。也可以說，有皇帝的價值觀體系。
　　鐵路，技術，蒸汽機，甚至資本，都是器。
　　器，可以選擇怎麽用。
　　屁股坐在哪，決定了怎麽用這些器。
　　從壹開始決定下南洋、伐印度開始，在皇帝這，壹直盯著的就是劉鈺說的錢。
　　香料的錢。
　　印度的稅。
　　統稱，都是錢。
　　按照先秦諸子某壹派的說法，愛和用是有極大區別的。
　　那皇帝是愛錢呢？就像是愛手辦、愛老婆、愛紙片人那樣，就願意捧著錢睡覺，聽著錢嘩啦嘩啦的響聲？
　　還是想要用錢呢？
　　拜物教、拜商品教、拜金教，對皇帝而言，實在是沒什麽興趣。
　　因為皇權之下，他就是拜君權神授教的大教主，為啥還要去搞個拜商品教的世界，然後再靠“自我奮鬥”，做終產者這個最終教主呢？
　　那不是閑的嗎？
　　既然能夠區分，那麽皇帝貪圖南洋的錢、印度的稅，是為了用，不是為了愛，那麽用來幹啥？
　　自然是用來穩固自己的統治了。
　　皇帝讓太子去讀《鹽鐵論》，其實也就是在告訴太子，大順現在像大漢，這些各種除農業稅之外的朝廷之利，養活了壹個龐大的事功之臣階層。
　　這些東西，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稅源，也是事功之臣們存在的經濟基礎。
　　靠那些農業稅，是養不出壹群事功之臣的，也是無法為事功之臣的存在創造壹個經濟基礎的。
　　事功之臣到處做事，前提得有錢。
　　沒錢，就沒有事功之臣存在的土壤。
　　除非腦子銹了，放開地方權，讓事功之臣都去地方當藩鎮，但這本質上也是讓他們弄錢，沒錢啥也幹不成。
　　皇帝讓太子讀《鹽鐵論》，真正想讓太子明白的，還是壹件事。
　　武帝崩後，為什麽要有鹽鐵之議？
　　鹽鐵之議後，為什麽會有王莽改制？
　　還有就是在給的那本書裏，為什麽劉鈺會諷刺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，不是在改進捕鼠器，而是在取得壹個專營特許的特許捕鼠權？
　　大順的這些大型“財閥”，是否和英、荷、法等西洋國家的壹些特許專營的行業類似？
　　大順這些年湧現出的大量的事功之臣，大量的邊疆餓狼、大量的試圖在邊疆和殖民地搞事的“能吏”，他們存在的經濟基礎，靠的是什麽？
　　現在中央財政，或者說皇帝內帑，如果能再難道印度的稅收白銀，這筆錢應該怎麽用？養壹群什麽樣的人？來解決什麽事？才能讓皇權恒久遠？
　　白銀是財富嗎？
　　白銀能買到想要的東西，並且盡可能大宗物價穩定，靠的又是什麽？
　　如果河南、川楚等地發生了災情，朝廷的白銀是可以救災的財富嗎？而如果是松蘇等地發生了災情，朝廷的白銀是可以救災的財富嗎？
　　二者如果不壹樣，那麽區別在哪？
　　當種種這些皇帝想要考核太子的內容，歸結到壹個“先修哪條鐵路”這個被極大簡化的問題上時，皇帝也必須給太子講清楚壹件事：
　　大順之前，承接明制。
　　大順自稱，追慕李唐。
　　但實際上，此時的大順不論是軍功制度、郎官制度、事功之臣的花銷、中央財政的收入比例，土地稅占財政收入的多寡，都更像是變種的、但不是百姓授爵制的漢。
　　關鍵就在於那句話：鹽鐵之利，在利，不在鹽鐵。西域之地，或許在西，也未必不在南。
　　不可只見其形，刻舟求劍，而不得其意。
　　大順不搞鐵專營的原因，只是因為他媽的對外貿易的管理和壟斷更賺錢，而且更容易管。賣鐵鍋農具啥的，壹年累夠嗆，還掙不了幾個吊錢，現在非要專營這玩意兒幹啥？
　　而漢時候鐵專營的收益，可完全類比此時的絲綢瓷器茶葉出口。
　　過去的鐵，不是現在的鐵。
　　鹽鐵之利的本質，在利，不在鹽和鐵，或者說與時俱進，就應該像是井田壹樣，以至於現在復古派都是“能井則井，不能井則均，井為均之托詞也”，要想明白本質是什麽，而不是井田這個形式。
　　如果太子搞不明白，很可能，大順也要走壹條最終來壹場王莽改制土地國有天朝田畝、而終於天下大亂的結局。
　　皇帝希望太子明白，傳統的那些守舊大臣，靠不住。
　　松蘇那群新崛起的人，也壹樣靠不住。
　　更希望太子明白，他在上次南巡時候，看到資本以織布機下鄉的形式沿著運河快速蔓延時候的警惕。
　　大順不產白銀，白銀是外來貨幣，卻又是大順的法定繳稅貨幣和流通貨幣，壹旦放開管控，松蘇積攢的外來貨幣，會瞬間讓大順的土地兼並問題翻個幾十倍。
　　而只靠那些守舊派的大臣，大順壹年也就收個兩千萬兩白銀，事功派就可以徹底回家睡覺了，根本沒有他們存在的舞臺了。
　　因為沒錢，大順折騰不了，無功可事哪還有什麽事功派了？
　　事功之臣沒了，最後朝堂裏從打對對胡，變成打清壹色，那這王朝也基本到頭了。
　　爛成壹團泥，慢慢腐朽。
　　太子應該明白，水可載舟，亦可覆舟。
　　小民，可以在太祖皇帝高舉義旗的時候，壹起推翻前朝。
　　小民，亦可以在新時代威脅到舊的壹切的時候，他們也有可能最堅決地站在皇權身邊。
　　水可載重，亦可覆舟，其精髓，是民本，牧民。民本不是兼相愛交相利，也不是人人不要拔我壹毛，也不是人民當家作主，根本不是壹回事，因為是要分水和舟的，水非舟，舟亦非水。
　　當然這是統治之道上的東西，皇帝覺得自己還有時間，太子應該還能學明白。
　　而至於統治之術，利用鐵路、長江、黃河、海軍、將天下分割成幾塊，使之在西邊的起義不會影響到中原、在東邊的暴亂不會越過荊楚，這也是鐵路之於皇權的意義。
　　最終放在第壹條鐵路到底應該修到哪，這件事也就可以說的很清楚了。
　　黃河決口，是有規律的。
　　從宋開始，黃河決口就是在河南、魯西南這個範圍內，反反復復。
　　曹縣、菏澤、蘭考、鄆城，就這幾個地方，基本上只要決口，肯定就是先把這邊沖壹沖。
　　大順的百姓讀《水滸》讀的非常喜歡，但大順的百姓，其實是不知道什麽叫八百裏水泊梁山的。
　　因為寫《水滸》的時候，八百裏水泊梁山，真的存在。
　　而大順的百姓看《水滸》的時候，因為漕運，壹條大堤出現在黃河北岸，加上明順以來壹直默許的“保北不保南”的保漕運的治水策略，梁山泊的八百裏已經成了個傳說。
　　這個變遷，是現實的統治的選擇。
　　而於此時的現實之下，真要是黃河北決，大順會選擇讓黃河復南嗎？
　　讓黃河在大順的財稅重地泛濫？
　　這本身，就是壹個和當初為了保漕運而默許的“保北不保南”壹樣內核的選擇。只是形式因為現實的變化而發生了改變。
　　大順已經開始修壹條類似於太行堤之類的東西了，只不過這個太行堤，是在河的南邊，而不是北邊了。
　　“由今之河，無變今之道，雖神禹不能為功。使南河只可遷延日月，無藥可治，人力縱不改，河亦必自改之”。
　　這基本上已經是大順這邊，在解決了運河問題之後，破開了諱疾忌醫的這個傷疤之後，有識之士的共識了。
　　只不過，這些有誌之士，過於“有識有膽有魄”了，琢磨著有錢的話，不如直接挖壹個從北邊入海的河道，人工改道得了。反正人力縱不改，河亦必自改之，挖唄。
　　大順吸取宋時教訓，並不認為人工挖壹條黃河河道，是大順現在能搞明白的工程。瞎雞兒挖河，這個風險太大。
　　而如皇帝所言，黃河不會閑著沒事幹決口的。
　　大順在解決了運河漕米問題之後，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。伴隨著玉米、高粱等稭稈作物的普及，修堤壩的材料也比以前豐富了。
　　所以，皇帝的判斷是有道理的。
　　即：如果在這種情況下，黃河決口，那麽這不是只考慮黃河決口的事。
　　而是顯而易見地，河南等地，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災了。
　　小洪災不至於搞出來黃河決口。
　　屆時。
　　上遊是洪澇。
　　到了開封菏澤壹帶，則可能是黃河決口。
　　而淮河的洪澤湖問題，大順也只是湊合著解決了壹點點，實際上水位依舊高，淮河上遊泄洪還是有問題。
　　也就是說，壹旦出了這個事，必然是壹場波及淮河、安徽、河南、魯西南、冀南、魯北等大片地區的大災。
　　按照自古以來的經驗，壹般來說，河南水災，壹般都會伴隨著安徽水災。而這壹次還要考慮黃河決口，還要加上個山東水災、河北南部水災。
　　中原地區過高的人口密度。
　　商品糧產地往中原地區過高難度的運輸制約。
　　以及河南、荊楚是天下中心，此地若亂，則四周必亂的必然現實。
　　還有就是對於“王朝末期被逼著做事的時候，往往吊毛也幹不成”的經驗。
　　陜甘可以墾套、遷西域；閩粵可以下南洋；山西可以走西口；河北膠東可以闖關東；松蘇江浙可以有商品糧；四川德祐於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雞兒收稅壹般沒事……唯獨中原地區，既沒有商品糧輸入救濟、也沒有逃亡墾荒的方向，壹旦出了事，那就是大事。
　　外加那個非常晦澀難懂的、壹般人未必理解的“老百姓有飯吃壹般不會造反”的道理。
　　所以皇帝對於太子第壹條鐵路該往哪修的想法，覺得相當的幼稚。
　　黃河哪天出事，這誰說得準？就像是幾年前的裏斯本大地震，這還有說得準的事兒？
　　第壹條路居然不琢磨著貫穿中原、聯絡荊楚，竟然琢磨著往張家口、承德、關東等地修，這如何能當明白鐵路時代的君主？
　　就算不修到張家口的鐵路，商人的高利貸依舊控制著蒙古；就算不修到承德熱河的鐵路，大順的軍隊也依舊壓的北邊不敢反叛。
　　不是不能修，而是這對皇權的統治而言，是錦上添花的東西。
　　歷史上的普法戰爭，德國總參謀部們對鐵路的認知，是高效的兵團機動方式，將極大地改變陸地戰爭的模式。
　　而對大順而言，對鐵路的認知，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戰爭的認識的，因為大順周邊有啥需要修個鐵路否則打不贏的敵人嗎？能修鐵路的、好修鐵路的地方，腳板子壹樣打贏；打不了、不好打的地方，肯定是不好修路、或者這時候壓根沒法修路的地方。
　　是以大順皇權對鐵路的認知，從壹開始就必然要是維系統治、方便賑濟、便於輸糧、有利鎮壓的。
　　京西煤礦到京城的鐵路，延續的是這樣的思路，為的是京城燃料的穩定；而真正琢磨著要用印度稅收修的第壹條大鐵路，也必然是延續這種思路的。
　　皇帝覺得，太子欠缺的，就是壹種對“器”的認識，了解、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。這可不是什麽好事，因為這件事可以教，那麽將來出來新的矛盾、新的問題，不能按圖索驥了，沒有思路，可咋整？到時候豈不是壹臉懵逼？
　　守舊派搞不明白。
　　實學事功派，過於激進。
　　新學派，腦子裏有自己的想法。
　　做皇帝的沒有個壹貫以之的思路，到時候便會覺得公也有理、婆也有理……在李淦看來，熙寧變法沒有問題，之後的舊黨復辟，也沒有問題。
　　問題在於變法也好、復辟也罷，皇帝都得淩駕於黨爭群臣之上。
　　而要淩駕，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、自己的理解、自己的認識。知道要怎麽辦、知道要幹什麽。
　　朕即國家，朕要做什麽，新黨、舊黨、守舊派、實學派、復古儒、激進工商派，皆工具也！
　　否則，那要被人玩死的。
　　大順的改革，從來不是劉鈺宰執天下的狀態下改的，自始至終在皇帝看來他都是個工具，因為皇帝知道大致該怎麽搞，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幹、哪些事幹不得，群臣爭議那都是個屁，聽響兒罷了。
　　包括在成體系之前，劉鈺在皇帝看來，不過是壹個郎官類宦官，借皇帝之勢，在外開府，以近臣寵臣之幕府而行變法的。既不是丞相開府，也不是執掌天佑殿壹言堂，其中區別，可大了去了。
　　既不會罷免劉鈺，也不會改革科舉，更不會罷免那些攻訐劉鈺的大臣。
　　只是，要是太子就這成色，即便自己臨走之前，把幾個必須要“帶走”的人壹起帶走，怕也必要搞出來王莽改制壹樣的大亂——至於靖康恥這種事，李淦琢磨了琢磨，覺得即便妄自菲薄許多，這天底下已經沒有再能搞出來個靖康恥的政權實體了，倒是感覺距離類似王莽改制越來越近了。